研究者發現,生活之中還存在著另一種極其廣泛的“搭便車”現象、他們稱之為“文化便車”現象。這種現象以他人或他群的思考代替自己的思考,如路徑依賴者、教條主義者、學術抄襲者、盜版者、產品侵權者等等,都可以被視為是“搭便車”者。這種現象帶來的后果就是“文化惰性”的產生。
當公眾詬病馮小剛去年指導的電影《唐山大地震》中有太多植入式廣告時,馮導解釋道,廣泛存在的盜版使得版權收益流失嚴重,產業鏈收縮,只好在影片中植入廣告。盜版者正在“搭乘”的就是“文化便車”,也正是這種“文化便車”現象,使得中國電影產業發展陷入困境。更為重要的是,它還使得創作者的創造性受到打擊,創作優秀作品的沖動和努力讓位于粗制濫造和越來越多的植入式廣告。這即是文化惰性所造成的后果。
免費分享即無物分享
“文化便車”現象的廣泛存在,將導致“文化惰性”的產生,最終引來的是文化的潰敗。
百度的發展有一個重要的口號即免費分享。它在百度的發展業務中,主要表現為向用戶提供免費的搜索服務、百度免費音樂下載服務以及百度文庫為讀者提供免費下載圖書閱讀服務。但是,百度所推行的免費音樂下載和免費圖書下載應該事先得到版權擁有者的同意,或者百度已經為百度音樂和百度文庫所提供的“商品”買過單,以此來博得網民在百度的停留時間,提高其的廣告收入。否則,百度所謂的“免費分享”只是對他人,即將音樂人和作家的“成果”拿出來與他人分享,讓版權擁有者為百度的“善心”買單。
著作權保護的基本精神即“先授權,后發布”。百度文庫所推行的卻是無任何審查行為,即任由網友上傳作家的圖書,而百度卻以百度文庫只是一個網絡平臺自居,撇開自己作為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讓網友背負侵權責任,自己卻在角落里開心地數著鈔票——百度文庫向愛國者百看電子閱讀器提供內容。
百度的免費下載服務方便了讀者閱讀,擴大了圖書的閱讀面。一些不出名的作家似乎還應感激百度文庫這個平臺,讓他(她)的作品能夠有更廣泛的閱讀面。但在這種模式下,即在百度不保護作家版權收入的情況下,這種閱讀面越大,作家的損失將越大。尤其是那些產量不高、且對版稅依賴度高的作家。
因而,百度所推行的免費閱讀服務的最終結果,將不會是閱讀面的擴大,而是作家的集體生存危機。“文化惰性”開始發酵,導致作家要么放棄對社會生活的深入觀察,寫出高水準作品的嘗試,要么誕生一大批文字工作者,即垃圾作品的制造者,最終是中國文學的集體死亡,讀者不再會從文學中陶冶情操,凈化心靈,取而代之是浮躁心理的進一步泛濫。
免費分享閱讀的結局將是無書可讀,只會剩下一副“分享”之空殼。
版權制度是一個建構的過程
不可否認的是,盜版已經構成我們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方式,從影碟、CD以及電腦里下載的書籍、音樂,甚至電腦的操作系統,幾乎都是侵權盜版。使用沒有必要拿價格和收入來加以辯護,這是一種生活態度。文化研究學者威廉斯雷蒙德曾說,文化就是我們的生活方式的總和。
由之推及,我們的生活已經被盜版文化所侵染,而這一切則由于互聯網等技術革命而變得更為普遍——盜版、侵權時時刻刻伴隨著我們的生活。因而,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需要版權保護。因為,“文化惰性”會毀了人類的創新精神。
在現代商業社會,知識產權的制度精神,不是要封鎖或者清除信息,也不是要排斥或打壓思想文化技術產品的創造,而是要激勵智力活動,鼓勵思想文化技術創新,讓更多優秀的創造在更廣泛的人群中得到使用。
因而,為了不讓“文化便車”現象及“文化惰性”毀了民族的創新精神,知識產權制度被建構了出來,用以保護人類的創造性活動,激勵人類自由思想。現在,由50位中國作家所形成的中國泛文學界向百度發難,訴諸著作權保護,即是建構知識產權保護制度的一個過程。
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慕容雪村表示,維權聯盟今天所做的事,即想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身邊的人,慢慢養成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在談判破裂后,作為維權聯盟成員之一的韓寒,率先在博客里撰文對百度所宣稱的“互聯網的精神就是免費和共享”發飆,認為“互聯網的精神是自由和傳播,并不是免費和共享。如果互聯網的精神是免費,那為什么在百度上登廣告搞搜索排名就要花錢?”
不管是韓寒對百度標榜的“免費分享”的質疑,維權聯盟的積極行動,還是公共媒體的積極參與,引發的社會輿論爭議,對已習慣了免費使用互聯網的人還是有啟蒙意義的。另一方面,如果維權行為能夠引發司法制度在知識產權保護有所進益,改變慕容雪村所擔憂的司法現狀——站在侵權人一方而不是版權人,不斷進行法律創新,采取懲罰性賠償,嚴厲打擊侵權行為,我們或能迎來一個干凈的互聯網時代。